一代留学生的楷模

——悼念中华洪堡学者协会会长王运丰先生

黄文华

我国著名的武器专家，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华洪堡学者协会会长王运丰先生于1997年4月29日仙逝，享年83岁。王先生在漫长的一生中，为祖国和人民做过许多贡献，他的爱国情怀，堪称一代留学生的楷模。王先生于1934年毕业于南京兵工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在金陵兵工厂任技术员，他目睹中国武器落后的情况，决定赴德留学，专攻武器制造。1938年，他就读于柏林工业大学，选读内燃机专业和铸造专业。由于祖国缺少各方面的人才，他发奋学习，立志要多掌握几门技术，又学习了电工专业及焊接和机械专业。1941年，王运丰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德国洪堡研究金。当他取得各项文凭和学位证书时，祖国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位三十岁的海外学子正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踌躇满志，准备回国振兴民族工业。不料，祖国大地上，一场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了，他痛心地看到，曾经并肩打击日本鬼子的军队正两军对垒。他虽然归心似箭，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遥望着故乡，他留下了，在柏林观望着，期待着内战的结束。后来，他在异国结婚成家了，钟爱的妻子是柏林人，孩子也出世了……。在战后德国的经济起飞中，他抓住机遇，凭着聪明才智，在西柏林创办了自己的工程技术设计事务所，很快就取得成功。他被选为华人工程师协会主席及华侨总会负责人。

1951年，从祖国首都寄来了一份《人民日报》，刊载着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号召海外知识份子回国参加社会主议建设。他回忆道：“周总理的讲话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读完报，当即下决心回国。决心下了，但做起来多么不容易。当时，我个人的工程设计事务所已有相当的规模。1950年我就有了汽车、洋房和银行存款。对我来说，丢下这些财产并不难，困难的是，我已有了德国妻子和三个年幼的洋孩子。我爱国，我的柏林妻子也挚爱她的祖国。这个共性使我们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妻子一气之下，先是回了娘家，后来只好离婚。在法官宣读离婚判断书时，她在法庭上当众失声痛哭；两个男孩判给我，女儿判给她，后来，我把女儿也带回国，希望借助母女之情，使她回到我身边……”1952年，王运丰先生回国了，是第一个从德国归来的知识份子。他单身一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一吨重的外文书回到北京。

回国后，他最初被任命为坦克专业局技术负责人。当时，我国的坦克制造还处于半手工业状态，依靠苏联定货和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王运丰先生接手工作后，苏联专家服气地说：“有了王先生，我们可以回家了。”他用二三年的时间，编制了坦克生产中几千个部件的工艺规程，并指导和训练技术人员，很快就使生产规模化；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全部取销苏联定货，制造出了全部国产化的中国坦克，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

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我国的许多工厂陷入困境，王先生终年出差，到各地的工厂解决技术难题。在最困难的1961年，他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领导劝阻他，因为那里是重灾区。他回答说：“我刚从那个地区出差回来，那里的老百姓，有的已经吃树叶了。那里的大工厂停工待命，上万名职工需要帮助，正是因为有困难才需要我们这些人。”在三线地区，工作繁重，生活艰苦，他依然是单身，家没有管，三个孩子常常挨饿，而他还把自己仅有的粮票拿去支援工人们。不久，他患了营养不良性关节炎及脊椎硬化症，几乎要瘫痪了。不久，妻子从柏林来到了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但是，妻子在北京一年多，他却有八个月在外地出差。妻子看到她的孩子学习很成问题，又由于外表像外国人，常常被围观甚至受到歧视，物质上也很困难，于是向他提出一家人一起回德国。她恳求说：“不仅仅是为了孩子，也为你，你的身体需要治疗，需要营养和休养。”他虽然深感内疚和痛苦，还是对妻子说：“现在，中国有几亿人都吃不饱，我不能走。不把工业建设搞上去，这么大的国家，人民将永远吃不饱，我不能这样走开。”妻子只好孤身回德国了。他本来可以在欧洲过富裕的生活，拥有中产阶级的财富，但他却自觉自愿地和祖国人民一起共度困难岁月。他说过，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德国人、欧洲人的爱国主义是很不同的。这是很深刻的体会。的确，“祖国”这两个字对王运丰先生，对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中国知识份子有着超凡的魅力。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融进“祖国”这两个字中，前仆后继，使这两个字充满了中国的人文内涵，体现着中国知识份子所特有的人生境界。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王先生在这黑暗的时间隧道中受难十年！这时，他是“德国特务”，“他老婆还来北京串联，搞特务活动”。在被“批倒”“批臭”以后，造反派荷枪实弹把他押解到山区劳动改造。他回忆道：“在荒山野岭中，那些年使我最痛苦和愤慨的是，看到现代中国遭受的这厄运。我清楚地看到战后欧美工业、科技飞速发展的情况，又看到中国的现况，自己也白白地浪费了时光和生命。在寂寞中我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工作，然而总理已重病缠身；我又不顾安危给复出的邓小平写信，不久邓小平又下台了。……1975年，一位老上级复出工作，他把我这个‘德国特务’保出来，‘借用’到南京筹建计算机站。”这样，他开始了一项全新的，他所不熟悉的工作。他不愧为一位德国洪堡研究金学者，扎实、渊博的学术功底，敏锐的学术触角，使他很快地就做出成绩，外国公司的专家惊奇地说：“纵使中国遭受这样的‘革命’，却还有人才。”只要有机会，王先生就能将他过人的才智用在祖国的建设事业上。

文革后，他把解放的喜悦化为实际行动。他看到，计算机对中国建设发展的重要意义。没有时间去伤感，1978年，他就受命重返德国，利用以往在德国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关系，为引进计算机技术奔走。1980年，在他的领导下，兵器部建立了第一个大型电子计算机中心，从国外引进了工程设计的结构分析应用软件。为我国推行结构分析方法的应用创造了条件。1982年，在他的带动下，第一个中美科技信息电子电传机检索中心建成，从而结束了为一条科技信息跑遍全国的落后状况。为加速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应用，他先后邀请了数十位国外的计算机专家来我国讲学。他自己也多次主持我国计算机专家们的学术会议。在八十年代初期，能做到这一切谈何容易。堪称有胆有识，王先生不愧是我国计算机技术应用和推广的开路先锋。其后，他又带领国内专家与德国合作，共同设计，使我国率先建立了自己的超微机设计技术，这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举措。由于王运丰先生在中德科学技术合作方面所做的特殊贡献，1987年3月，他荣获德国总统颁发的“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

王先生自学生时代起就决心为振兴祖国而做出一番事业，几十年如一日。他写过数以百计的各种建设书，报告书。早在1979年，他在一份建议书中提出发展旅游业及综合利用煤炭资源和全国各种能源的规划问题；1981年在建议书中阐述了以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工业的紧迫性，建议把“信息技术”列入“七五”规划中；后来，也因他的建议，成立了“开发海南岛专家咨询小组”，从而加速了海南岛的建设。

作为一代留学生，他沐浴过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他深知西方文化及科学技术对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意义，也深知出国留学人员所能发挥的作用。从五十年代起他担任了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后来任留德国同学会会长等职务，为发挥我国留学人员在祖国建设中的作用，做了许多努力。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倾注全部爱心和热情筹建“中华洪堡学者协会”，以团结海内外一切华人洪堡学者，共同为祖国，为全人类的科学事业做贡献。该协会成立以后，由于众望所归，他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在洪堡学者协会所举行的大小会议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豁达乐观、神情安详的学者主持会议，虽已八十高龄仍敏于思维，积极进取。王会长“老牛自知夕阳短”，默默地为协会做了大量工作。王会长决非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他热爱欧洲的科学和文化，珍惜在欧美度过的时光，尤其珍视以洪堡研究金在德国从事科研工作那段时光。盗西方科学技术之火，献给祖国母亲。他的这种把对科学的追求和对祖国的献身结合起来的人生选择和人生境界堪称是一代中国留学人员的楷模。王会长今春以83岁的高龄无病而终，安详地离去，胸前系着他最喜爱的那条领带——黑绿两色的洪堡学者领带，象征着亚·冯·洪堡的理想——科学属于全人类。我们要向王运丰会长学习，把个人的才智、理想，对科学的追求与祖国的繁荣富强以及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结合起来。

转载自《科苑》1997年第五期

　

　

一代桥梁宗师—李国豪

李国豪先生生于1913年4月，广东梅县人，193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系，并获工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1938年，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赴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被破格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结构力学和钢结构学家克雷伯尔。1940年，李国豪以优秀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的实用计算方法》获工学博士学位。论文在《钢结构》杂志发表后，在桥梁工程界引起很大反响，时仅26岁的李国豪自此便以“悬索桥李”而闻名于世。

李国豪于1946年回国，同行的还有后来担任山东省副省长的刘献之一家。1952年后，任同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等职。1955年，42岁的李国豪成为首批中国科学院技术部学部委员（即今中国科学院院士）。“文革”后，他挑起了同济大学校长的重担，带领同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的名字成为同济大学和同济精神的象征。

作为国际著名的科学家，李国豪在土木工程领域尤其是桥梁学科的成就举世公认。他解决了武汉大桥的振动问题和南京大桥的稳定问题，并由此克服了多年来中国大桥设计中的此类难题，开拓了桁梁结构的理论分析长河。在国内，他首次提出了大跨度迭合梁斜拉桥的建设方案，从而实现了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大型桥梁建筑。杭州湾交通通道可行性研究、跨越长江口交通通道方案等课题，均由他主持制定并已付诸实施。

“文革”祸起，李国豪在劫难逃，以莫须有罪名被隔离，长达两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从广播中得知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他回想起武汉长江大桥，在那年的通车典礼中，大桥出现了晃动现象，而其原因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就在这几尺见方的囚室里开始演绎了。借助于报纸的边角和夹缝，凭着记忆，演算推导。把桁桥梁的腹杆系，转化成为剪切板；又将这种空间离散体系化成为一个连续体箱梁模型，建立起弯曲和扭转的弹性平衡微分方程组并加以求解！终于苦心不负有心人，取得了桁梁结构领域理论分析的喜人成果！在这些研究工作基础上，他于1973年完成专著《桁梁扭转理论—桁梁桥的扭转、稳定和振动》。

1977年后，李国豪任同济大学校长期间，他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同济大学由原来的文理兼具的综合性大学转为土建型的专业化大学。李国豪提出，要将之转变为以土建为主的综合性大学；第二件，李国豪提出，要恢复同济大学过去的特色之一，也就是恢复与德国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的传统联系，采用德语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之一。

进入八十年代，他先后主持编写《工程结构抗震动力学》和《工程结构抗爆动力学》等书籍；组建桥梁研究室，重建结构理论研究所，开展桥梁的稳定、抗震、风振和车辆振动方面的研究，培养了大批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由此进而形成桥梁、地震、风工程的研究中心。

李国豪的英文版专著《箱梁和桁梁桥的分析》1980年代在国外出版。此间，他还先后发表了大曲率曲线箱梁的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推选为世界十大著名结构工程专家之一，从而进入这一领域的世界级大师行列。他还先后获得过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荣誉工学博士称号（1985年），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授予的“国际工程功绩奖”（1987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5年），“陈嘉庚技术科学奖”（1996年）和香港理工大学授弯曲-扭转理论和公路弯桥及斜桥的荷载横向分布的分析理论，引起学界广泛注目。1981年，李国豪被国际桥予的荣誉工学博士称号。1994年，李国豪又被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双院士之一。

李国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2月23日下午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1岁。李先生生前最喜欢的德国民歌为：“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消逝，过了严冬腊月，又会春光明媚，……”。逝者已逝，生者长思。

曹鸿兴撰写，2006.10。

 

中华洪堡学者2005大会

在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下，由中华洪堡学者协会主持，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主办，2005年中华洪堡学者大会于2005年10月14至15日在北京中德科学中心召开。到会人数二百余人。会议主题为《经济与环境》，会上计有16个报告。德国洪堡基金会秘书长Shuette博士等一行专程来京参会。路甬祥院士在会上作了题为《创新促进发展，科技引领未来》的报告，韦钰院士作了《国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受到与会者的欢迎。洪堡学者就我国经济发展、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等问题进行了报告和讨论，气氛热烈，效果裴然。另外还举行了昆曲晚会，倡导中国传统文化，为大会增添了声色。